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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美国----从奴隶到富人

　　华人在美国----从奴隶到富人

　　尽管早期美籍华人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唐人街仍能照顾自己同胞中的贫困者。甚至像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样一些浩劫，都没能迫使华人向公共救济伸手求援。虽然1906年强烈地震之后的大火烧毁了唐人街，造成许多人无家可归，但旧金山华人得到的接济远远低于按人数应得的份额，而申请公共援助的人甚至更少。该地的华人社区组织从其他城市的华人那里筹集资金给受灾户提供救济，使其重建家园。

　　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大萧条达到顶峰时，也极少有华人接受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1933年，芝加哥的白人有10%接受联邦失业救济，华人则只有4%。在纽约，白人接受这种援助的有9%，华人却只有1%。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体相仿。一些华人家庭协会在门厅放一桶米饭，以便挨饿的成员前来自取他本人和家人所需的分量，并在他的情况好转时再自动送还一份。

　　19世纪华人与白人直接竞争时的那种猖獗的反华情绪，在华人退缩到自己的土地，既不进行竞争也不加以反抗之后，白人不可能永久地保持其狂热的势头。唐人街此后成了旅游胜地。华人的内部组织谨慎地保持着唐人街的观瞻，尽可能地自己处理贫困和其他问题，几乎没有再触发过政治抗议。

　　个别的华人，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出生因而属美国公民的年青一代，被送往高校深造，悄悄地进入一些专门职业领域。这些开拓者以自身的事例，有力地回击了美国人普遍存在的那种认为华人是不可同化的异族的世俗偏见，并证明华人应当更大程度地被接纳。华人这种静悄悄的渗入战术，加上美国种族主义普遍退潮，尤其是反华情绪的低落，致使华裔专业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不管是从相对比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都是如此。1940年，加利福尼亚州只有3%的美籍华人是专业人员，而白人则为8%。到1950年，华人的比例翻了一番，增至6%，白人比例增至10%。在其后的10年里，华裔专业人员数字提高3倍，达到18%， 超过了白人15%的比例。奇怪的是，夏威夷对华人的敌视程度从不像在美国本土那么严重，但华裔在夏威夷的进步和白人相比，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角度来看，都要逊色得多。在1900年，华裔和日裔的专业人员比例尚低于黑人，东方人充当家仆的比例也超过黑人的一倍多，由此可见华人后来的进展是何等可观。

　　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作为首批打入美国社会的楔子，其数量是很少的。1940年，在25岁以上的华人中，他们所占比例不到2%。但在这批为数不多的人当中，有80%进入了专门职业，大部分在科研岗位上。在这之后的20年里，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青年数目的增加—达到所有就业人数的20%—他们从事的专业领域相对来说一直是稳定的。1960年，半数以上的专业美籍华人在从事科研、财会、工程、制图和高校的教学工作，过半数的大学教员教授工程或自然科学。

　　然而大体上来说，华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不是借助于普通美国社会的专门化职业，而是立足于唐人街自身的商业活动。华人无法获得美国一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周转资金，但这并不能阻止华人企业的兴起。一种轮流借贷的“标会”是华南人当中的传统组织，通过它可以筹集资金用来投资。这种筹资方法本身很简单，每个成员轮流使用所有其他成员投入的会款。其成功的秘诀在于赖账的人极少。一种强烈的个人和家庭的荣誉感，使得任何成员都不会拖欠会款，如果某人欠账，他的家庭将会代付。这种集资办法并非华人所独有。关键在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家庭的荣誉感—使这种办法行得通，而赖账则将毁坏整个计划。直到20世纪50年代，“标会”始终是唐人街集资的主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劳力短缺，这为华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许多华人抛弃了唐人街的传统行当，转而投身于这些新的工作。勤奋的工作习惯和无须老板监督，这是第一代来美华工的特点。歧视性的障碍一旦拆除，这些品质就成了劳工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有利条件。到1960年，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1959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美国人。

　　随着这种明显的经济地位的上升，美籍华人的居住地开始分散开来。大多数美籍华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当中因无法返回祖国而被困在美国的上了年纪的老华侨，以及那些重蹈早期华人贫困经历的新一代华人难民。这些难民在中国餐馆或轻工业部门干活，工时长、工资低。上了年纪的老华侨和新来的难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工资高于全美平均数，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华人却特别多;二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高于一般水平，但美籍华人当中的文盲比例却远远高于全美平均数(是黑人的好几倍)。